甚至受到制度刚性约束较小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存在政府各层级间的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的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模式。

综合来看，当前主流的数据跨境规制理论包括数据自由贸易、数据权利保护、数据主权等。因而，美国鼓励全球数据自由流动，要求其他国家和地区降低数据跨境门槛，弱化监管和司法限制，并提出公平信息实践理论。

在贸易领域，通过一个地方的商品类型、快递物流信息等供应链数据就可以判断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产品销量、上下游合作方等信息，并可以较为容易地评估当地的经济状况、劳动力状况、产业结构，从而发起精准的经济制裁和封锁，美国早在2019年就已经注意到了供应链数据的重要性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明确了积极参与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的开放理念，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国际组织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等互认，以更加自信的形象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输出中国标准。涉及金融数据出境的，监管部门可基于国家安全和审慎原则采取监管措施，同时保证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前者采用私主体商事行为+行政备案的方式，仅要求符合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境外接收方按照给定的模板签订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并进行备案，在此基础上即可实现个人信息出境，最大限度地促进和保障个人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网络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此外，新修订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法(试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都对具体场景下的数据出境提出了要求，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数据出境监管制度体系。(一)市场话语体系下的数据自由贸易理论数据自由贸易理论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建构基础来自市场话语体系。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

(49)再比如，停产停业措施的目的也并非单一，它具有违法隔离功能、能力矫正功能和规制协同功能，(50)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命令，是通过限制行为人的生产经营能力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体现的是规制预防的目的。其次，非真正的行政处罚不宜适用主观归责模式的观点可以从刑法的规定中得到印证。(11)汪永清：《关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若干问题》，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2期，第22页。(55)《食品安全法》第136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38)因而，目前日本法上存在的行政处罚仅包括罚款、课征金、加算税等财产罚以及具有制裁性质的违法信息公开等声誉罚。(57)吴庚同样指出，行政罚法迁就现实将过多的不利益处分归类为行政罚，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人民权利之保障，但同时具有妨害行政目的达成之虞。

正因如此，《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才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无需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前提。正如主观归责论者所述，正义并不必然要为行政管理的效率需求让路，行政违法的判定同样需要遵循最为基本的正义理念。张晓莹：《行政处罚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进步——〈行政处罚法〉修改要点评析》，载《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36)责令停业、撤销许可、吊销执照等行为同样不是行政处罚措施，不受《违反秩序法》的规制，而是接受行政程序法等一般性行政法律法规的调整与规范。

其次，在刑法上，与行政拘留、罚款具有类似功能和性质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罚金等限制行为人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措施都属于刑事处罚，而非保安处分。(18)王贵松也指出：正如刑法对不同性质的罪行都实行责任主义一样，行政处罚虽然也在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但同样是制裁，应当可以贯彻责任主义。(46)参见朱春华：《公共警告与信息惩罚之间的正义——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折射的法律命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⑨其二，行政处罚的主观过错被违法行为吸收，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

因为这些处罚种类并不当然具有制裁性。行为人一旦违法，其主观上一般也必然有过错。

因而，相比于行政拘留与罚款，这些行为措施的制裁性明显较弱。内容提要：主观归责论者基于尊重个人意志自决、实现行政处罚制度目的的考量，同时参考比较法上的做法，主张行政处罚应采用主观归责模式。

与此相对，主观归责论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必须以主观过错为前提，无过错不可罚。申言之，一方面，主观归责模式是宪法的基本要求。因此主观归责模式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制在真正具有制裁性的行政拘留、罚款等真正的行政处罚之中，非真正的行政处罚则应当适用客观归责模式。(26)王贵松指出，无责任即无制裁，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多数做法，德国和奥地利虽然在主观状态的要求上存在差别——德国明确要求以故意为原则，奥地利则采取过失原则——但是两国均采取责任主义。首先，行政拘留和罚款具有制裁性，它们是对行为人科处额外负担的措施，限制了行为人的行动自由或财产权利，它们的目的就是对行为人予以惩戒，同时通过科处负担达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教育的本质就是对行为人的价值观念进行纠正和塑造，只有当行为人具有主观意志上的错误时，才需要对其进行纠正和塑造，如果行为人没有主观过错，此时对其进行惩罚难以使其信服，甚至可能使其产生逆反心理，自然无法实现行政处罚的教育目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已经制定了违警罚条例。(35)参见童策：《刑法中从业禁止的性质及其适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因而并非所有不利益处分都是处罚，只有满足制裁性的不利益处分才可能是规范意义上的处罚。(54)公布违法信息、列入黑名单等处罚措施同样如此，前文已述，这类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制裁属性，但往往同时具有公共警告的性质，行政机关公布违法信息并非单纯为了制裁违法行为人，还具有提醒公众避开风险的意义和功能。

(61)一些国家并没有将行政拘留单独规定为处罚种类，这并不是因为拘留处分不具备制裁性，而是因为在部分国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措施只能由司法机关作出。此种多元化特征并非巧合，而是受到我国早期行政处罚制度影响的结果。

《大清违警律》第3条规定了罚金、拘留、充公、停业及勒令歇业等处罚种类，1915年和1928年《违警罚法》扩展处罚种类，规定了拘留、罚金、训诫等主罚和没收、停止营业和勒令歇业等从罚，1943年《违警罚法》在主罚中加入罚役罚，进一步扩展处罚种类。(63)刑法上主观归责模式的采用，乃至比较法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主观归责模式的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参见应松年、张晓莹：《〈行政处罚法〉二十四年：回望与前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申言之，对于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以及作为附加刑的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刑事处罚来说，其适用必然以责任主义为基础，但是对于专门矫治教育、强制医疗、禁业、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保安处分来说，无需适用主观归责模式。

但是对于没有制裁性的一般不利益处分来说，并不存在适用主观归责的必要。这意味着，一方面，主观归责模式在原则上是可取的，基于尊重公民人格尊严和更好实现行政目的的考量，应当坚持主观归责模式。

《行政处罚法》修改之际，已有学者指出行政处罚归责模式的规则设计需要考虑行政处罚的概念与范围问题。因为行政机关面对的违法行为在种类和数量上远远多于犯罪行为，采用主观归责模式不利于打击违法行为。

与此相对，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的是大处罚+主观归责的立法体例。(57)李建良：《行政罚法中裁罚性之不利处分的概念意涵及法适用上之若干基本问题——制裁性不利处分概念之提出》，载《月旦法学杂志》2010年第181期，第151页。

(61)综合以上三点可以发现，拘留和罚款属于真正的行政处罚措施，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居于核心位置。另一方面，行政处罚具有预防违法的功能，在《行政处罚法》中体现为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如此一来便会产生如下疑问：即便行政处罚主观归责模式在一般意义上是合理的，但是它是否适合于我国实定法上的行政处罚制度，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调整？下文将从我国实定法上的行政处罚制度出发，基于行政处罚种类多元化的视角，对主观归责模式的合理性进行反思与考察。以刑法为例，不少主观归责论者在证立主观过错条款的必要性时参照刑法上的责任主义规定，但是刑法的主观归责条款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而不适用于保安处分。

宇賀克也『行政法概説Ⅰ』(第7版)(有斐閣、2020年)293頁参照。关 键 词：主观归责  处罚种类  制裁性  处罚目的 一、问题的提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应当满足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项要件，其中有责性包括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两个方面。

而责令停业、撤销许可、吊销执照等行为措施都不是行政处罚类型，它们接受行政程序法的规范与调整，无需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前提。主观归责论者指出，行政处罚的制裁程度弱于刑事处罚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也不能成为否定主观归责的理由，(13)行政违法的违法性和有责性并非等同，而且行政处罚也应当遵守最基本的正义，(14)因而行政处罚客观归责模式不可取，应当采用主观归责模式。

(45)然而，这些措施并不必然具有制裁性。换言之，行政法上的名誉罚、资格罚、行为罚在刑法中并非不存在，只是刑法将其排除在刑罚措施之外，规定为保安处分，而在行政法上，立法者(乃至不少学者)倾向于将其归类为行政处罚。